1947年，孙殿英兵败被俘，被绑押进解放军指挥部。他本以为必死无疑，司令员刘伯承却走上前，亲手解开他身上的麻绳，说道：此人不可杀，他对我们有恩！
1937年。那时候的华北大地，正处于日寇铁蹄之下最黑暗的时刻。刘伯承带着八路军129师初入太行山，那是真真正正的“一穷二白”。
没粮食，战士们就啃草根；没子弹，一个人甚至分不到三颗子。而此时的孙殿英，在山西、河南一带正值壮年，手握万余人的队伍，要钱有钱，要粮有粮。
在那个最艰难的抗战初期，孙殿英确实展现出了他江湖人“豪气”的一面。当时129师的供给线被日伪军切断，孙殿英不仅没有落井下石，反而私下里给八路军送过不少方便。
他曾大笔一挥，送出了几万发子弹和不少医药补给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在自己的防区给八路军提供了通行的“绿灯”。
刘伯承没忘记这段历史。在他看来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既然当年人家在咱们最难的时候伸过手，那这份情，共产党人得认。
可历史的残酷就在于，孙殿英终究还是那个利欲熏心的军阀。他的一生就像是一场无底线的投机。
1943年，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，他眼看顶不住了，竟然扭头就带着部下投降了日本人，换了一身黄皮，成了伪军军长。他曾对人辩解说这叫“曲线救国”，可老百姓看到的，只有他带着伪军横行霸道。
等到1945年日本投降，这个“老油条”又凭借着在江湖上的人脉，通过贿赂胡宗南等人，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“暂编第三纵队”司令。
这最后一战，发生在河南汤阴。当时的孙殿英守着汤阴这座古城，他确实下了死功夫。他命令手下把城墙加厚到了惊人的宽度，城头碉堡密布，城外地雷阵、铁丝网一层叠一层，他叫嚣着要把汤阴变成“解放军的坟墓”。
1947年4月，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了豫北战役。攻城的那天晚上，夜色沉得像化不开的墨。刘伯承坐镇指挥，解放军采取了独特的“土工作业”，战士们在地底下像地鼠一样往前掏洞，直接把地道挖到了城墙根底下。
孙殿英当时正在城内的指挥部里抽着鸦片。这个“东陵大盗”烟瘾极大，一天不抽就浑身打摆子。他听着城外闷雷般的炮火声，还指望着国民党高层派来的援军王仲廉能救他一命。可他哪里知道，王仲廉的援军早就被刘伯承围点打援，揍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
“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汤阴厚重的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，砖石横飞。
解放军战士冲进城的那一刻，孙殿英彻底慌了。他连外衣都顾不上穿，光着脚，抓起一袋金条就想往密道里钻。可城外早已是天罗地网，没跑出几里地，他就被尖刀班的战士堵在了草丛里。
刘伯承为他解开绳子后，并没有立即放走他，而是将他安置在了一处干净的民房内，甚至还嘱咐炊事班给他开个小灶，弄点热乎面条。
孙殿英坐在炕沿上，看着手里那碗热气腾腾的面，眼泪止不住地往碗里掉。他这一辈子，从一个流氓无产者混到军阀，见过慈禧太后的翡翠西瓜，抱过宋美龄的夜明珠，可那些宝贝在这一刻，都抵不上这一碗热腾腾的白面。
他抬头看着看守他的战士，声音沙哑地问：“刘司令真的说……我有恩？”
战士硬邦邦地回了一句：“首长说了，那是抗战初期的事，咱们分得清。不过你盗墓、当汉奸、打内战的账，人民也会记着。”
孙殿英沉默了。没过多久，因为长期吸食鸦片加上连年征战，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。在被关押期间，解放军的医官还专门给他治病，试图帮他戒掉烟瘾。那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。
临终前，孙殿英躺在床上，面色枯黄，拉着看守人员的手，断断续续地说了最后一句话：“我孙殿英这辈子，坏事做绝……对不起老百姓，对不起祖宗，可解放军……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。”
1947年秋，这个毁誉参半、满身污点的“东陵大盗”在病房中孤独地闭上了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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